有人说，大多数中国作家在对域外作家的学习和借鉴中，表现出一种过于急功近利的急躁心态，立杆见影式的近视目光和快马一鞭式的短期行为。这叫做瞎子摸象。他们反对这种态度，于是，他们告戒作家，要“平心静气地沉下来咂摸透一国一地（的文学）甚至几个乃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话说得不错，错的是对象。
如果这番话是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说的，那么这是一番很精彩也很恳切的话，对他们理应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都能够“咂摸透一国一地（的文学）甚至几个乃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已经“咂摸透”他所研究的国家的文学。即便是“几个乃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他大概也不敢说已经“咂摸透”了。他可以写某国的文学史，可以写某作家的评传，可以写某作品的论文，可以主编某作家的全集或某国的诗集和小说集，这样他就能说已经“咂摸透一国一地（的文学）甚至几个乃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了吗？我看不能。原因很简单，首先时间、精力和客观的条件不允许他遍读所有应该读的东西，即便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他也不能读尽有关这个作家这部作品的有时是很重要的材料。不读书而侈谈“咂摸透”，岂非自欺欺人？当然，阅读仅仅是开始，以后还有理解、评价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咂摸透”，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竭尽一生才能或不能达到的境界。然而，“砸摸透”一类的话，恰恰不是对外国文学研究者说的。而是对以创作中国小说、诗、戏剧为主业（有的作家也写有关外国作家作品的文章）的作家说的，对象不同，不错的话也就错了。
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必全面地了解一国的文学，甚至不可能也不必全面地了解“几个乃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但是他仍可能学习和借鉴甚至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域外的作家。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作家都没有中文版全集问世，但不妨碍他们通过个别的译本对中国作家发生深刻的影响。论者公认玛格丽特·杜拉对中国女作家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很少有女作家是通过法文认识杜拉的。总之，一个人是很难通过译本“咂摸透”一个作家的，何况是有限的译本，而中国作家精通外文的恐怕不多，不多的当中有精力阅读全集的更属寥寥了。所以，中国作家认识外国作家，主要是通过有限的译本，而译本的质量良莠不齐，再加上还有所谓的“创造性的误读”等现象发生，“咂摸透”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然而，不“咂摸透”就难以学习和借鉴域外的文学吗？非也。就中国作家来说，他学习和借鉴域外文学，是为了促进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他当然可以研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国的文字，但是这样的情况恐怕不是很多，更多的是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对待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国的文学，他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他的局限性是合理的。他可以从某一作品的内容、形式、技巧，甚至一句话、一个形象、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等获得灵感，然后展开他的思考和想象。他不必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一作家，引起他的思考和想象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契机罢了。他只要抓住这个契机，他就可以说是学习和借鉴或者说是很好地学习和借鉴了这个作家，尽管他的思考和想象与这个作家格格不入。所以，作家能够沉下心来认真读书便好，对于所读之书具有某种特殊的敏感也就够了。咂摸透，当然好，咂摸不透，也无害其学习和借鉴。
翻翻历史，咂摸透域外文学而后再学习和借鉴者，寥若晨星，或竟可以说没有；而一经接触即爆发出精神的火花者，却所在多有，甚至可以说人人如此。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的作品有十七年之久，但开始却是因为一家杂志刊登了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的译文，波德莱尔读到之后，立刻被征服了，他在这位美国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思想、诗情甚至语言，而他当时的英语远未达到精通的程度，他是陆续地认识爱伦·坡的。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有人指责我模仿埃德加·坡！您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耐心地翻译坡的作品吗？因为他像我。我第一次翻开他的书时，我的心就充满了恐怖和惊喜，不仅看到了我梦想着的主题，而且看到了我想过的句子，他在20年前就写出来了。”庞德从费诺罗萨论中国文字的文章得到启发，更加坚定地认为，好诗应以意象为主，其余如修辞、音韵、文法等皆属次要，而费诺罗萨的论文虽然错误百出，却在创作上给诗人以灵感。庞德本人翻译的《诗经》，以“不信”著称，创造多于忠实，难怪爱略特称赞他创造了中国诗。庞德是一个诗人，费诺罗萨是一个语言学家，其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程度皆有可议的地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顶多到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程度。五四时代以至更早的中国作家普遍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叔本华对王国维，庞德对胡适，尼采对鲁迅，歌德对郭沫若，左拉对茅盾，泰戈尔对冰心，等等，都有过不容忽视的启发和激励，然而那都不是建立在他们对该国文学已经“咂摸透”的基础上，而是出于建设新文化的需要而进行的吸收、消化和改造。爱略特曾经说过，年轻作家“私淑其他作家，往往是因为后者能够逗引其内心所想说的话”。“逗引”一词，所指可大可小，然而它说出了中国作家和域外文学接触时的真实状态。外国作家的作品对中国作家除了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之外，在创作上无非是“逗引”而已，重要的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逗引”他说出什么话，那只是个机缘问题，任何形式的强迫都没有用。所以，“咂摸透”一类的问题还是留给外国文学研究者吧。
作家读书泛而杂，专家读书精而透。对阅读多而杂的作家要求他们像阅读精而透的学者那样“咂摸透”阅读的对象，不惟不合乎情理，往往还会磨钝他们的感觉的锋芒。当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面临着剧烈的变化而传统又难以提供变化的资源的时候，人们往往从外国作家那里发现契机，来激起和加速文学朝新的方向迈进，五四时代的文学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好例。这其中年轻人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年轻作家难免模仿前辈作家或外国作家，如果他是一个立足于个人的创造、有作为的作家，那么模仿的阶段很快就会过去，外国作家的影响就会化为他自己的创造。例如普希金在他写作的各个阶段中，就分别采纳和学习了拜仑的浪漫主义叙事诗、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和司各脱的历史小说，然后取各家之长熔为一炉，化为自己独特的艺术。一个人阅读得少的时候，缺乏鉴别力，容易受到影响；当他阅读得多的时候，就会增强辨别力而摆脱影响，摆脱了旧的影响，又会有新的影响，如此反复不已，直到成熟而不再接受任何影响，那时候他的创造力也就接近死亡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等待，等待意味着皓首穷经，一事无成。等待什么？等待他“咂摸透”一国的文学和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理解，往往是各取所需，始终有隔膜不通的地方。所以我说：瞎子可以摸象。其实，所谓“瞎子”何尝是两眼一摸黑的真的瞎子呢，不过是他难以看到全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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